规律犹如本质，是一个经典的话题。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史，可谓是一部探寻事物的规律或本质的历史，一部探寻变动不居的现象背后的那个永恒不变的规律或本质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说，规律或本质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关于它们的认知和解读没有终点，永远在研究的路上。长期以来，我们之所以执念于探寻规律或本质，从根本上讲，就是为了在认识世界中掌握“一解释多”的钥匙，在改造世界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毫无疑问，研究高等教育规律也不例外。
高等教育有规律，办高等教育要遵循规律。这是高等教育工作者都有的基本共识。但真要说清楚“什么是高等教育规律”“高等教育规律是什么性质的规律”“高等教育规律是否需要分类”“高等教育规律存在怎样的逻辑结构”“如何提出具有前瞻性的高等教育规律”等一系列问题，恐怕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正是有这样的困惑，我一直对研究高等教育规律保持着一种敬畏，始终没有胆量深耕这一领域。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又开始有了兴趣。恰在此时，收到了李枭鹰的书稿《高等教育规律论》，他叫我为之写序。当粗略读了这部书稿，深感有必要重新认识高等教育规律研究。我认为，当下重新认识高等教育规律研究至少应该包括三个层次：一是重申高等教育规律研究，二是重审高等教育规律研究，三是重构高等教育规律研究。这三个层次是逻辑递进的，没有“重申”就认识不到重要性，没有“重审”就把握不住存在的主要矛盾，没有“重构”就解决不了构建中国高等教育学这个重大使命。
“重申高等教育规律研究”是说我们既然承认高等教育有规律，就要重视高等教育规律研究，既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也要根据时代的变化继续推进高等教育规律研究，不断发展和完善高等教育规律的理论体系。从实际情况来看，重申高等教育规律研究，一方面是因为高等教育规律研究早已存在，潘懋元老师在1980年就提出了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但这些年来，我们对高等教育规律的研究基本上停留于对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解释，对高等教育规律的理解几乎没有超出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思维框架，缺乏对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深耕、丰富和发展。对整个高等教育规律研究而言，我们在态度上和行动上都还有些怠慢或不够重视，致使高等教育规律研究逐渐失去了它在高等教育学或高等教育研究中应有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以往为数不多的高等教育规律研究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和不足，至今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比较系统的高等教育规律体系，而快速推进的各种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又急需高等教育规律来指导，这意味着研究高等教育规律刻不容缓。因为高等教育规律的晦暗不明，只会让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无规律所从，最终陷入“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踩到哪儿”的窘境。
“重审高等教育规律研究”意在强调要对已有的高等教育规律研究进行反思，找出已有研究的短板和漏洞，创新高等教育规律研究范式，着力于解决高等教育规律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以及这些核心问题的主要方面，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高等教育规律体系。今天，我们强调重审高等教育规律研究，一是因为高等教育的复杂性在急剧增加，面对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的高等教育活动，我们过去提出的一些高等教育规律的解释力、改造力和前瞻性在逐渐减弱，甚至在一些具体的高等教育领域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二是高等教育新现象和新问题层出不穷，人们热衷于研究具体的高等教育问题，忙于寻找“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偏方，遮蔽了探讨抽象的高等教育规律，致使高等教育研究成为一种缺乏务本的高等教育研究。三是人们研究高等教育规律大多是在以往经验基础上进行总结和提炼，由于这种经验论的研究范式本身存在着先天不足，得出的结论往往经不起理性的审视和实践检验。上述原因叠加在一起，迫使我们必须思考直指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理论命题：到底如何提高我们研究高等教育规律的前瞻性？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如何研究高等教育规律的问题。从方法论上讲，坚持理论源于实践没错，从实践经验中抽象出高等教育规律也没错，但仅仅如此恐怕还不够，我们还必须立足于高等教育规律的“前提性假设”，立足于高等教育规律研究的终极关怀，立足于高等教育规律的本质和特殊性，立足于影响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那些基本关系或对立统一范畴，立足于复杂性的高等教育现实。就高等教育现实而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时代在剧变，社会在剧变，身处其中的高等教育也在剧变，这些剧变无疑是我们重审各种高等教育现象、高等教育问题、高等教育关系和高等教育规律的前提，舍此就无异于手持“奥卡姆剃刀”，毫无理性地剔除那些深刻影响高等教育运行发展的关键性要素，我们又岂能发现和揭示具有前瞻性的高等教育规律？具体来说，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全球性大变革、大创新的时代，科技创新日新月异和人工智能迅猛发展，数字化变革或转型如同毛细血管已经渗透到高等教育的每一个领域，这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量改变着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正在赋予高等教育以新结构、新功能和新属性，如果我们看不到或有意忽视了这些，那么洞察高等教育奥秘和揭示高等教育规律世界就是一种奢谈。我们到底如何抉择？既需要坚守，也需要超越；既需要继承，也需要发展；既需要以不变应万变，也需要以变应变、以变促变。这一切根基于高等教育是有规律的，只不过高等教育规律是一种“统计性规律”而已，当然，正是因为这种统计性，让上述的超越、发展以及以变应变、以变促变、以变引变成为了可能。
“重构高等教育规律研究”是指在反思和解构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本土的高等教育实践，修正以往基于“舶来”而提出的高等教育规律，按照高等教育的本土实践逻辑去探寻、发现和揭示符合国情和文化的高等教育规律，进而丰富和完善中国高等教育规律体系。众所周知，我国的高等教育形态是“舶来”的，许多高等教育概念和理论也是“舶来”的，关于高等教育规律的探讨也有“舶来”的痕迹……这一系列的“舶来”潜含着一系列“本土化改造”的必要性。事实上，在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深感即使以往具有普世性的规律研究也正在逐渐失去其时代价值，由此而不得不开始思考“中国高等教育学”的体系建设。如果说中国高等教育学的体系建设必须立足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践，那么整体性的“本土化改造”就是建立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学体系的关键所在，就是我国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立足点。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涉及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无论是哪一种体系都内在地关联着概念、范畴、命题、思想、主张、学说、理论、原理、规律、方法、逻辑等知识性学科要素，而规律无疑是这些要素中最核心的要素。毫不夸张地说，那种没有高等教育规律支撑的高等教育学体系是没有根基或底气的高等教育学体系，更不用说是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了。综合起来讲，重构高等教育规律不仅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理性诉求，也是高等教育学体系建设或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时代要求。
严格说来，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关于“大学”的学问，或者说是源于对大学作为一种组织的讨论，故曾有过“高等学校教育学”的称谓。但在今天，作为个体的大学组织与作为国家体系的大学系统正在成为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基于个体的大学组织发展理论显然无法涵盖高等教育总体规律和高等教育一般规律，而基于国家体系的大学组织发展理论又难以触及高等教育特殊规律，这意味着急需一种全新的“中国高等教育学”，着力于解决如何建立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高等教育规律体系。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学，也不管这种高等教育学是强调研究大学还是聚焦于研究高等教育现象或问题，揭示高等教育规律始终是高等教育学的责任和使命，始终是高等教育学必须抵达的理想和彼岸。如果说高等教育学是高等教育学学科群的皇冠，那么高等教育规律则是高等教育学这顶皇冠上那颗最为璀璨的明珠。高等教育发展和成熟需要高等教育学，但需要的不是感性的高等教育学，而是理性的高等教育学，尤其是那种揭示了高等教育规律的高等教育学，具备“规律体系”相对完整的高等教育学。用李枭鹰的话来说，这种高等教育学当如“柏拉图眼里的太阳，它高悬于高等教育的天空，给予高等教育以光明，照亮高等教育的本质世界，指引高等教育的前进方向，导引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匡正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可以为高等教育的认识与行动提供一种可靠的思维框架、理论依据、基本原则和评判标准”。而要建立这样的高等教育学，我们似乎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潜心研究、勤耕不辍。
我国高等教育学界一直在努力建构高等教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一直在努力建立本土化的高等教育学，一直在努力建设现代性的高等教育学。据不完全统计，从潘老师1984年主编出版的第一部《高等教育学》算起，国内的《高等教育学》著作或教材多达50余种，具有一定规模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丛书”至少也有两三种，在这些著作或教材当中，有些是经验性的体系，有些是工作性的体系，有些是理论性的体系，有些兼具经验性、工作性和理论性的“混合性体系”，但总体上是以教师岗前培训或培养博士硕士教材为主，经验性和工作性色彩较浓，理论性或原理性明显不足，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扩大并加深了人们对高等教育学学科的误解和偏见。
当下国内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大多属于“第二代”学人，我是其中之一，我们这一代学人受我国高等教育学体系的熏陶在时间上可谓最长。回过头来看，这一代人跳出原有的思维模式也最难，这一代人经常是在潘懋元老师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布鲁贝克的“认识论与政治论”、伯顿•克拉克的“三角模型”之间纠结，在纠结中深刻地深感到我国高等教育学体系建设任重道远，这包括高等教育学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的建设。十多年前，我就想主编一部可以“超越”老师的《高等教育学》，用来指导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主编一部《中国高等教育学》。为了推进此事，2012年，我曾经与几位师兄弟和学生一起召开过几次小型讨论会，但后来因各种原因一直未能付诸行动。近年来，这个愿望重新唤起且愈发强烈。当我看到李枭鹰这部书稿，发现他已经走在了前面，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自潘懋元老师提出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以来，四十多年一晃而过，而高等教育规律研究并没有取得大的进展和突破。相反，今天研究高等教育规律的势头不但冷清，而且还有凋零之势，以政策研究代替规律研究成为热点，在看似汗牛充栋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成果中，只是偶尔可以见到几颗散落在地的高等教育“规律谷粒”，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或高等教育一般规律）如同一根“扁担”，两头挑着两个“空箩筐”，一个是高等教育总体规律，一个是高等教育特殊规律。正因为如此，有人借用昔日评价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是“不结果的树”来评价今天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2023年是我国高等教育学创建四十周年，研究高等教育规律不足引发的“高等教育规律不足”或“不足的高等教育规律”，让不惑之年的高等教育学看起来依然还那么稚嫩或不成熟。针对这种情况，整个高等教育学界都需要进行一场深刻反思，这种反思应该包括自我质疑和批判，尤其要对那些事关高等教育学发展的根本性理论问题进行质疑。诸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学到底走向哪里，高等教育研究究竟为谁服务，高等教育研究的本质主义或规律主义追求何以必要等，然后确立目标、厘清思路、形成对策、找到办法并奋力前行。
当今中国已是世界高等教育大国，正在加紧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需要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学，需要能够揭示发展规律的高等教育学。我国高等教育走过的路已经表明，原有的理论已无法指导今天的实践，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就离不开对规律的探讨，就高等教育研究强国建设而言，我们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国情的高等教育学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推进高等教育学的科学化发展，而这一切的根本或核心就是建立科学而完备的高等教育规律体系。
高等教育实践需要高等教育学，更需要关于高等教育的“规律学”。作为中国当代的高等教育学学人，多数是在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熏陶和滋养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在我们心中，我们也在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中。纵然如此，我国高等教育学界专门去丰富、发展和深化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学者并不多，在这为数不多的学者当中，李枭鹰可算是一个“现象”，可以称他为是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最忠诚的“追随者”。例如，他撰写过《论教育规律与似规律现象》、《走出教育规律的认识困境——兼论潘懋元先生提出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元研究》、《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提出、对话和源流》、《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间性思想及其理论价值》、《高等教育关系是什么——关于潘懋元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本体论探问》、《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前提性追问和辩证性反思》等系列论文，出版过系统论证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之科学性的《高等教育关系论》，听说他目前正在撰写《高等教育关系新论》。对于李枭鹰的忠诚和执着，作为他的导师，我是欣慰的、赞赏的和支持的，因为他在高等教育规律尤其是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研究方面做了许多“我想做但又没有做”的工作。
潘老师认为“规律”是高等教育学的理论难题，我也觉得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而且还是一块难以从中捞得什么“油水”或实惠的硬骨头，只有心怀信仰的人才能坚持做下去，李枭鹰就属于此类年轻人之一。他是一位研究高等教育规律的“虔诚者”，也是一位“明知山有虎却偏向虎山行”的“不信邪者”。借写序之际，我看了本书的《前言》和《后记》，才知晓李枭鹰是带着潘老师的期许和厚望来写这部《高等教育规律论》的，由此体悟到了潘老师对他的良苦用心和心心所念。对于他这部书稿，我有如下看法。
从本书形成的过程来看，《高等教育规律论》是李枭鹰多年锱铢积累的产物，他默默坚守高等教育规律研究已达十五年以上，凝聚了他人难以理解的汗水和智慧，也让他放弃了许多东西。记得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高等教育选择问题研究》就有一章“高等教育选择的规律性”，用近3万字的篇幅对高等教育规律进行了系统阐述，本章也因为啃了高等教育规律这块硬骨头而成为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最大的“亮点”，我当时也毫不吝啬赞美之言对其给出了“这一章很精彩”的评语。回头来看，或许正是因为李枭鹰对高等教育规律研究的这份执着以及潘老师反复强调的“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学术精神，让潘老师相信并希望他能在《高等教育关系论》和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系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写出一部《高等教育规律论》。
从本书的内容来看，《高等教育规律论》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高等教育规律的学术著作，丰富了高等教育规律研究的百花园。读完这部积淀十余年的《高等教育规律论》，我觉得该书为中国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为理解高等教育和改造高等教育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并确证了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本体论前提，回应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本书立足于高等教育是总体性、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揭示了高等教育的运行发展要受到高等教育总体规律、高等教育一般规律和高等教育特殊规律的统领、规约和支配，描绘了由高等教育总体规律、高等教育一般规律和高等教育特殊规律构成的高等教育规律图景，走出了过去将高等教育规律分为高等教育一般规律和高等教育特殊规律的“二元逻辑分类”的认识论窠臼。
从本书的体系来看，《高等教育规律论》是按照高等教育规律的逻辑结构谋篇布局的，主要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以关系思维为方法论，揭示了高等教育既在关系中“自成系统”，又在关系中与其他系统“互成系统”，还在关系中“生成演化”，并将其命名为“高等教育总体规律”，确立了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方法论基础。“中篇”完善和延拓了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尤其是立足于高等教育关系作为一种“存在原因——存在范型——存在场域”的复合结构，确证了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本体论前提。“下篇”以高等教育强国、大学制度和组织、大学学科发展、大学学术发展和课程教学为例，提出了整体生成规律、系统关联规律、生态生命规律、知识相变规律和超循环运转规律，回应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
总体而言，这部《高等教育规律论》是有知识贡献的和学术增值的，但也正如李枭鹰在《后记》中所言，该著作还存在“不足高等教育规律”和“高等教育规律不足”的问题。尽管如此，该书瑕不掩瑜，我们也无需对此吹毛求疵，相反，应该多一些鞭策和鼓励，毕竟他的研究视角是独特的，他对高等教育规律的认识正在“逼近”自己的理论构想。毕竟高等教育规律研究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这一切既在于高等教育活动是永恒的、高等教育发展是永恒的，也在于高等教育规律兼具决定性和选择性，即高等教育规律似乎就在那里，但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还不出来。几年前，赵沁平院士组织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编写了一部《教育规律读本：育人三十六则》，从中国古代先贤的有关典籍中遴选了三十六条关于教育规律的“箴言断语”，并对其进行了分类、阐释和解读。该书分教、学、道三篇，每篇列举了十二条所谓的“规律”，我参加了这项工作。该书出版后，商务印书馆召开了一个新书发布会，并邀我作一个发言。说实话，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虽然我也天天跟着喊“教育有规律”或“要按高等教育规律办大学”，但我并没有专门研究教育规律或高等教育规律。对于教育规律或高等教育规律，我有自己的思考和看法，但在总体上还是困惑或疑问多一些。比如：高等教育规律存在吗？高等教育规律的本质是什么？高等教育规律具有哪些基本属性？高等教育规律与高等教育一样是分类分层的吗？高等教育规律与自然规律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高等教育规律与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原理是什么关系？高等教育规律与高等教育原则是什么关系……或者说，我们常挂在嘴上的许多（高等）教育规律其实只是一种（高等）教育或教学原则？有哪些高等教育规律研究的范式，高等教育规律研究的规程与路径在哪里，靠理论思辨或经验总结能够发现或揭示高等教育规律吗？尤其是当下，人们开始讲“要跳出教育看教育”，难道我们过去探讨高等教育规律的路径和方法错了吗？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我也很难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对于上述理论问题，李枭鹰的《高等教育规律论》给出了部分回答，至于正确与否，我在此不做评论，留给读者们去评判吧。但在这里，我还是想就高等教育的研究范式或研究方法再说几句。近些年，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掀起了一股实证热潮，似乎在宣告“没有实证的高等教育研究就不是好的高等教育研究”。据同侪们说，这种研究范式或研究方法对假设提出、研究设计、样本选择、模型建立、数据处理工具、数据分析、结果检验等都有严格要求，任何环节稍有差池就被视为不规范的研究或失败的研究。我不擅长实证研究，就个人体会而言，这类研究看起来确实非常严谨，但很多成果仔细考究起来总觉得缺点什么，要么是缺思想的深度，要么是缺视野的广度，要么是缺理论的张力，要么是缺应有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在三年疫情期间，我带着课题组进行了高校大规模线上学习调查，建成了一个数据库，课题组成员在一年期间发表了30余篇论文。对此，我曾很是得意了一段时间，后来才逐渐意识到这些看似严谨的研究缺一样根本性的东西，那就是对命题的“前提性条件”的追问，对命题“终极关怀”的探寻，对命题“理论根基”的发掘。说这样的话，我并没有贬低或摒弃实证研究的意思，只是想为日渐式微的理论研究说几句公道话，同时还想说研究范式或研究方法也遵循生态规律，即“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各种研究范式或研究方法在生态伦理上是平等的，缺了谁都会破坏整个学术生态。就高等教育研究而言，不存在采取某种研究范式或研究方法的研究就是好的研究，否则，就是坏的或不好的研究。
多年的高等教育研究使我开始坚信,不管对于什么样的学术研究，理论是其基础，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具有重视理论研究的传统，这个优良传统需要传承下去。观察渗透着理论，高水平的实证研究一定根基于扎实而深厚的理论储备。大连理工大学张德祥教授曾认为，思想、逻辑、语言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三要素，而思想是第一位的，那种没有思想的逻辑和语言不过是一种文字游戏罢了。对此，我深有同感。
事实上，到底采取什么研究范式或研究方法，是由研究对象或研究问题的性质决定的，而不应由研究者的好恶来决定，对于高等教育本质、高等教育属性、高等教育规律等形而上的问题或无形问题，实证研究是无能为力的。坦率地说，许多研究高等教育的命题，即使不做实证，其结论也是显而易见的。通过李枭鹰的研究轨迹，让我悟出了如何带博士生的道理。早期总要从每一届博士生中挑选一名理论功底较好的学生做理论研究，这些年下来，是他们让我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产生了特别的偏爱，能够在毕业之后坚守这一领域研究的学生并不多，李枭鹰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思辨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年轻学者，尤其痴迷于用比较晦涩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对此，我曾经颇为“不适”甚或有些“反感”，还多次“教育”李枭鹰“要把文章写得通俗易懂一些”，可他依然我行我素，乐此不疲。纵然如此，我还是逐渐地被他的执着所感动，我觉得他的这种研究风格有一定的价值：不能没有，但也不宜太多。李枭鹰博士毕业之后，先是出版了《高等教育关系论》，然后是《高等教育哲学论》，再就是这部《高等教育规律论》，这是高等教育规律研究的“三部曲”，事实上他的博士论文《高等教育选择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与高等教育规律密切相关，这些年来，他几乎都是围绕着“规律”在写文章、做研究。无论是他的论文还是著作都有浓厚的“思辨色彩”，也无不弥漫着晦涩的“自造伟词”。前一段时间，他在《江苏高教》发了一篇题为“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元范畴逻辑”的论文，该文充分呈现了他的思辨“特征”。看罢此文，我借机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给出了如下评价：“如果说未来的高等教育学建设是一个丛林，该文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品种’”。
高等教育规律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探究高等教育规律需要“慢些走”，学会“把这里的景色看个够”，“走马观花看世界”只会错过最美的风景。探究高等教育规律是一种“没有什么人气”的旅行，但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建设与发展确实需要更多的这种旅行者。鉴于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高等教育规律研究，尤其需要重申、重审和重构高等教育规律研究。是为序。
作者：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 邬大光
来源：李枭鹰《高等教育规律论》序言
